创业，本来是一件艰苦的事情，而今则成为一种潮流。
从宏观上来看我们需要大量的创新创业，来解决就业、推动转型升级；而从微观上讲，创新需要有大量的技术储备，有良好的转移体系，有一定的产业周期，并不那么容易。而互联网浪潮带来的变化固然拉低了创业的门槛，但也意味着可以同样参与竞争的人多了，大量看似模式创新的创业其实很容易被复制。
更重要的，创业梦想要与坚硬的现实对接。开始阶段的风光并不会改变创业艰难的事实，需要大规模创业并不等于每个人都适合创业。
其实，每一次创业潮都是危机驱动的。创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常自然的举动，但是大规模的创业，或者集中型的创业潮一定意味着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比较显著的改变。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三次创业潮：
第一次是农民创业潮。发端于改革初期的1980年代，在城市，表现为大量返城青年自谋出路的个体户式创业，以及由于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带来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过剩，“市场短缺”使得许多农民走上自发创业路。这次创业潮产生了占有“三分天下”地位的乡镇经济。
第二次是精英创业潮。发生在邓小平南巡后的1992年，在未来改革方向明确后，很多政治嗅觉灵敏的体制内精英们看到了机会，引发政府机构、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里的大批知识精英下海创业。与农民创业者相比，精英创业者有更开阔视野、更丰富的资源人脉、更坚实的知识基础，取得的成就也更为人瞩目。这批创业精英后来被称为“92派”。
第三次即本次创业潮起于2015年“两会”的大众创业，根本动因是中国与世界范围内都在面临新一轮的经济调整，原有的产业结构、世界经济体系格局都要调整。原来的世界工厂，所吸纳的就业将大规模减少；原来依靠低成本的低端产品市场将大规模萎缩，不创业就没有就业，不创新就没有活路。
当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催生的这批创业者，随互联网+和工业4.0的浪潮而生。本次创业潮具有三大独有的特征：
第一是全球性。这次创业潮与全球创业创新超级吻合。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技术革命催生空前的全球创业浪潮，美国的IOT(Internet Of Things)、德国的工业4.0，中国的互联网+，都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复苏、崛起和转型的新动力。大学生是新生力量。
第二是创新性。中国正在经历从外源性经济向内生性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阵痛转型。推进自主技术创新与国际技术转移，鼓励科研院所的教师和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和中小企业是这次创业潮的生力军。
第三是全民性。中国的创业正在从大学生的小众到普通人的大众，从高新园区到城市全域，从科技行业到各行各业，个人、企业和政府共同推动国家和城市创业。互联网让创业的门槛变得很低，餐馆、洗衣店、家政、农产品都可以互联网+。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业时代，对于创业人群的扶持和支持都是空前的。各地争相出台扶持政策，众创空间/孵化器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但这并没有降低创业成功的难度。这一点必须清醒地看到。
在鼓励创业创新方面，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
首先，政府可以提供基本的场所及必要的资金，但是政府的作用只限于“扶上马送一程”，一旦创业成型，政府应适时退出。
其次，政府应将精力放在发展金融市场上，尤其要鼓励互联网金融及风投机制上的创新，加强监管与法律保障，为创业创新保驾护航。
第三，政府应全力保护知识产权，为创业创新提供法律保障，解除其后顾之忧。
创业创新尤其需要一个生态系统。在这方面政府应发动全社会来营造一种有利于创业创新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允许失败，这一点尤为重要。
应冷静认识到，在打造创业创新的文化环境方面，我们不可能仅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三百年的历程。一些乡镇为完成创业指标，出现借用群众的身份证虚假注册的情况，这类“红火”数据与弄虚作假无异。创业创新不是大跃进，应是一场比恒心和耐力的长跑，任何拔苗助长的做法只会催生泡沫，遗下后患。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